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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恩來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思考和探索

          [摘 要]在中國實現現代化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也是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的夙愿。自青少年時期起,周恩來就立下“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志向,產生了“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的夢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提出了“用極大的努力使國家現代化”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與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道確定了“四個現代化”發展目標,提出了各方面現代化建設“有配合地向前發展”的統籌原則,開啟了“兩步走”戰略發展安排,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以戰略規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傳統。為實現現代化目標,周恩來還提出過一系列具體思路和發展舉措??梢钥隙ǖ卣f,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的開創性探索,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周恩來;“四個現代化”;“兩步走”
          在中國實現現代化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也是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的夙愿。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心任務就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所要解決的重大歷史課題。中國式現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斗的結果。其中,周恩來等人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就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思考和初步探索,有著奠基性意義。
          一、走向現代化始終蘊含于周恩來思考和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生主題
          探討中國走現代化的問題,離不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主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目的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他們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犧牲和創造,歸結起來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周恩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考,起源于青少年時期“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的志向和夢想。周恩來始終堅定地踐行著青少年時期立下的遠大志向。正如他1946年給家人的一封書信中所說的:“人生賴奮斗而存!”周恩來所講的“奮斗”,立足點是“舊社會日趨沒落,吾家亦同此命運”,因此不局限于在家庭內涵,而側重強調參與社會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奮斗,為中國人民各個家庭的興旺而奮斗——這就是周恩來始終不變的遠大志向。
          經過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不斷求索奮斗,到1949年上半年,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即將成立。就在這個歷史當口,周恩來明確提出了有關“國家現代化”的設想。1949年4月,在籌建和探索建立一個與以往不一樣的新中國的過程中,周恩來指出:“中國太落后,現代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極大的努力才能使國家現代化。”此時提出的“用極大的努力使國家現代化”目標,反映了周恩來設想新中國遠景的一個重點。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點方向。周恩來考慮這個問題時,中國還處在選擇戰爭抑或和平的關鍵性較量中。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發動戰爭遭到失敗的背景下,提出了所謂“和平建議”。周恩來認為:“盡管建議是虛偽的,條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議我們卻要拿過來。人民要真和平,我們也要真和平。”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來達到勝利,以便使國家少受破壞,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將來的和平建設多一份物質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建立新中國,“用極大的努力使國家現代化”,這就是周恩來和他的戰友們追求的主要目標:民族獨立、國家富強。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各方面現代化建設推進中國各民族共同走向繁榮,推進整個中華民族走向復興。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各民族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建設這樣的祖國,就是我們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基礎。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大家庭,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哪一個民族所專有,而是我們五十多個民族所共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所共有”。新中國的現代化是大家共同的目標,為了達到它,各民族必須團結奮斗、共同努力。因此,他強調:“在平等友愛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的祖國,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為著這個目的,我們要把歷史上的痕跡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狀況逐步消除掉。當然這不是短時間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周恩來認為,各民族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應該認識清楚,如果不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的。要擺脫這種狀態,只有我們五十多個民族,大家合作起來,共同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
          然而,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對于一個剛從極為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而言,是極為艱巨的任務。顯然, 新中國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都需要付出極為艱辛的努力。僅從經濟角度看,周恩來認為,由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人口這么多,地區這么遼闊,民族這么多”,因此在發展上“總是參差不齊,不平衡現象總是長期存在的”。為此,他明確提出,中國走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需要逐步達到的過程,“如果說我們中國實現現代化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那么,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長時間,然后才能向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前進”。他告誡人們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一定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想法”。盡管隨著社會制度的徹底變革,新中國經濟建設和文化事業迅速發展起來,但不平衡現象依然明顯存在。一邊是舉世矚目的成就,一邊是落后的現實,與真正現代化的巨大差距,不是一下子或短期內就能消除的。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不斷發出告誡:“中國變成現代化的國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針對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落后的情況,新中國逐步建立起了健全完整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其他一系列根本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經過中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一窮二白”的國家面貌逐步改善。這就為中國式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條件。正是在周恩來等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奮斗下,新中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遵循這樣的目標、路徑和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人民接續奮斗,不斷深化以現代化建設推動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規劃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習近平指出:“我們黨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前進,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開創奮斗的基礎上,一代代同志得出的共同結論。
          二、確定“四個現代化”和“兩步走”戰略是周恩來等推動新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戰略抓手
          推動新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確定切實可行的現代化目標和可實現路徑。習近平強調:“我們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本質的認識,概括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初步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使中國式現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學、更加可感可行。”這就告訴我們,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地區差異復雜的國家建設現代化,就必須明確所要建設的現代化的特色,要提出“可感可行”的戰略原則。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從“可感可行”的角度確定了新中國現代化的突破口。這突出體現在以“四個現代化”為重點抓手和以“兩步走”戰略作為總體步驟的戰略安排上。
         ?。ㄒ唬┯梢粌蓚€方面的“現代化”到“四個現代化”
          在周恩來等人的思考中,建設現代化新中國最初是由有限一兩個方面的“現代化”目標切入的。
          第一,軍隊和國防現代化。這是創建新中國首先要面對的突出任務。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以鞏固的國防為戰略支撐,因此,自籌建新中國開始,周恩來一直首先考慮的是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的問題。他在組織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時,就把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的問題放到了突出位置,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加強現代化的陸軍”,同時,還要建設空軍、海軍等兵種以鞏固國防。
          第二,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突出任務。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和農業的落后成為突出問題。一方面,經濟社會要發展,沒有現代工業絕對不行;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如果解決不了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人民政權難以鞏固。因此,在現代化建設上,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戰略方針首先明確下來,工業現代化以及由此建設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的任務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1949年12月,新中國剛剛成立,周恩來在對全國農業、鋼鐵和航務等系統的代表談到建設目標時,提出了“使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的設想。1951年3月,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周恩來更加明確地提出:一方面要應對長期、曲折的戰爭局面,另一方面還要搞好建設,特別是要落實好“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總方針,因此,“我們要準備建設現代化的城市,發展現代化的工業”。從這里可以看出,周恩來提出的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是包括在國家現代化總體目標中的。
          第三,各方面現代化建設“有配合地向前發展”。這是新中國統籌兼顧的戰略原則。與工業、農業、國防現代化等方面的現代化建設相應,其他方面的現代化設想,也隨著新中國建設事業一步步展開。從《周恩來選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等一系列文獻可以清楚看到,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5年,周恩來不斷提出并強調了其他一系列現代化概念,如“農業現代化、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城市”“現代化的大生產”“現代化的重工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同時,周恩來也闡述了各個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涉及各門類現代化之間的相互協調。他指出:“總之,要使各個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發展,才能保證我們計劃建設的勝利。”這講的其實就是今天提出并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各種文明之間相互協調的現代化”,反映了老一輩領導人在初步探索中國走向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方面重點關注和著力推進的方向。
          第四,在兼顧推進各方面現代化建設基礎上,以“四個現代化”為主要方向和重點抓手。新中國總體上的落后狀況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人民找到突破口,迅速擺脫貧困。1954年9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擺脫落后和貧困”的突破口:“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里既提出了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目標,也從革命目的上講清楚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在提出有關“四個現代化”設想的同時,周恩來堅定地預言:“我們一定可以經過幾個五年計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在做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時,周恩來對“現代化”問題講得最多,涉及“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交通運輸業”“現代化國防力量”“現代化的技術”“現代化的新企業”等方面。此外,有關“五年計劃”的分步驟戰略安排,也有了一定雛形。
          在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同時,周恩來也從總體目標和綜合性角度強調過“現代化”概念。比如1956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號召大家“更進一步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這里講的“完全現代化”和“富強”兩個目標概念,顯然與單純的“工業化”有區別,是綜合性指標。同時,周恩來強調了“完全現代化”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能實現。
          從對“四個現代化”問題的多次闡述來看,周恩來主要著眼于“現代化的工業國家”,特別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對此,他說:“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國防為戰略支撐,以科學技術為關鍵,全面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這就是周恩來在現代化建設問題上的思路。
          除上述標準外,周恩來還多次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指數和標準定義過現代化目標。他明確提出:“民族繁榮是我們各民族的共同事業,對此不能有任何輕視。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榮。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榮,各族人民才能幸福。”這是提到的現代化標準,看重的是人民生活的獲得感、幸福感,是以“生活富裕”“民族繁榮”“人民幸福”等為追求的全面標準。
         ?。ǘ?ldquo;四個現代化”目標蘊含“兩步走”戰略安排
          經過兩個“五年計劃”近十年的發展,到1963年制訂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有關分步驟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戰略安排也明晰起來。由此,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啟了中國走向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戰略安排傳統。
          第一,“兩步走”戰略安排由周恩來明確表達出來。
          “兩步走”發展戰略的正式提出是在1964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明確指出:“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這里,周恩來講清了“四個現代化”與“兩步走”戰略安排的關系。同時,他還特別提出,下一個五年即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實現上述第一步任務的一個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經過大約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國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里要求緊緊抓下一個五年的關鍵時期,用十五年時間,完成第一步戰略安排;同時也明確了在實現宏偉目標的歷史進程中,以五年、十年、十五年逐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明確思路和未來戰略安排。
          “兩步走”戰略的進一步強調,是在周恩來所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1975年1月,周恩來在黨的第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進一步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事隔十年,周恩來重申了之前的戰略安排,并進一步明確了“兩個十五年”階段性戰略構想。這充分彰顯出新中國現代化戰略的連續性、階梯性和科學性以及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實施這一戰略的堅定性。
          第二,“兩步走”戰略安排成為我們黨以戰略規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傳統。
          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確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并以“四個現代化”為重點突破方向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現代化的戰略安排也清晰起來。隨著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推進,由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開啟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發展戰略特別是以“兩個十五年”為節點進行戰略規劃的構想,也得到了繼承,構成我們黨在現代化強國發展戰略安排上的政治優勢、規劃傳統和實踐傳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新起點上進一步拓展了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安排。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新的“兩步走”發展戰略目標,即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兩個階段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黨的二十大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重申了“兩步走”戰略,并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戰略安排進行了全面宏觀展望。“兩步走”發展戰略和“兩個十五年”戰略安排進一步展開,由此,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新時代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主題主線。
          三、為實現現代化目標,周恩來提出一系列具體思路和發展舉措
          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既是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的發展目標,也是一個宏偉的遠景規劃。然而,如何走向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遠景,還需要有一系列切合實際的具體思路和發展舉措。
          以“五年計劃”逐步推動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朝著現代化方向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提出的總體思路和發展戰略。在該戰略落實過程中,周恩來還明確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新思路和新舉措。
          第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消除民族和區域差距,一個民族和地區都不能少、不能落下。這是為了解決現代化建設的協調、平衡和共同發展的問題。
          周恩來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后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后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后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有這樣一個氣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愛的氣概。我們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如果讓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這就是不平等,就是錯誤。”
          第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為了抓住現代化建設的突破口和關鍵環節。
          周恩來明確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對于如何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他又提出了四點:“實事求是,循序前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他說:“前兩點是指要有科學的態度。”“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并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后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只有把實事求是、循序前進和相互促進、迎頭趕上統一起來,才能使我們科學技術的發展適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較快地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對于如何更快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周恩來還講了一些“具體意見”,包括加強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責任感、集中和加強科學技術力量、改進各方面關系、適當改善科學技術研究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等。
          第三,建設現代化強國,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特別是要突破尖端,更快地把尖端科學技術和國防工業搞起來。這是為了解決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障和戰略支撐問題。
          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就明確提出:“按現代化的標準來說,現在我國的國防工業已經落后了。我們要搞尖端國防。尖端和國防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作戰用在戰爭上,不作戰就可用在和平建設上。尖端的國防,即原子、電子、導彈、航空要更快地搞起來,從而建立起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力量。”他要求有關部門“更快地把尖端科學技術和國防工業搞起來”。周恩來始終認為,經濟建設與國防現代化是相互促進的。在黨的第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專門闡述了這一點,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應當相互促進。我們建設了強大的現代工業,就能夠生產更多的新型材料、新型燃料、新型元件和新型機械設備來保證國防建設的需要,促進國防現代化。集中優勢的科學技術力量,加強國防建設,突破尖端,這不僅有利于加速國防現代化,而且能夠推動整個工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在處理國防科學技術同一般科學技術的關系上,既要使一般科學技術的新成就盡可能為國防建設服務,又要把國防科學技術的新成就盡可能地運用到經濟建設中去。”
          第四,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科學規律,分類指導、分階段進行。這是為了解決工業、農業和國防等各方面必須從實際出發、根據客觀規律辦事的問題。
          周恩來在講到各方面現代化建設時,經常提醒人們要尊重客觀規律。以農業現代化為例,他指出:“要做到農業現代化,就要解決化肥、種子、農藥、機械、水利、土壤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和科學技術有關。要了解世界上農業發展的規律,也是離不開科學研究的。我國處于寒帶、溫帶、熱帶三種地區,還有山地與平原,沿海與內地等,環境都不相同,重點也應不同,因此農業現代化必須分地區、分階段地進行。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國防尖端更加如此。”
          第五,社會主義現代化要建設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與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現代化完全不同。這是為了認清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的殖民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區別。
          周恩來認為,如果沒有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國家,更不能實現人民生活幸福。在這一點上,中國要建設的現代化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現代化完全不同。1956年12月,在回答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時,周恩來根據“殖民主義在中國遺留下來的罪惡的情況”明確指出:“在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中,殖民主義總是設法使人民貧困,并且阻止他們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由于這個原因,它們沒有獨立的經濟,更談不上完整的工業體系。由于沒有獨立的經濟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們不能夠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并且不能夠改善它們的人民的生活。”中國要建成現代化國家,就必須經濟獨立、體系完整,以人民的富裕和幸福為目標。
          總之,周恩來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保障下,在全體中國人民的團結努力下,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是任何反對力量都阻擋不了的,代表了一種必然歷史趨勢。1964年12月,經毛澤東修改后的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對于如何徹底改變種狀況,毛澤東和周恩來明確提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開創性探索,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深刻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他還特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
          系統梳理和深化研究周恩來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系列問題,特別是深入挖掘周恩來等人在這方面所作的艱辛探索,從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結晶中找智慧、方法,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有關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這對于我們在新征程上進一步實施新發展戰略、實現新的“兩步走”戰略安排,特別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作用。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研究員;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
        (轉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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